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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琳曾历任合肥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,合肥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,安徽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、主任,省政府副秘书长、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、分党组书记。
此前就有文章指出,根据以往经验,机构改革过程中,往往是各种违法违纪行为高发时期。违法违纪者通常打着改革的旗号,以集体研究决定为幌子,使其活动由过去的隐蔽向公开、半公开发展,违纪行为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,由一人一案向一案数罪、一案多人发展。罚站不敢罚久,批评不敢说重;只要家长一来闹,学校多半处于弱势,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讨、扣工资……这是《半月谈》记者日前在江苏、山东、江西等地采访时,数十位中小学教师的普遍反映。老师们不再举“戒尺”了,因为风险太大。面对学生时,一些教师只授知识,不再教做人了。但随着禁止体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,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,一些正常、适度的教育惩戒受到了波及,一些家长将教师正常的惩戒行为解读为体罚,采取不科学、不理性的方式过度“维权”,导致教师投鼠忌器,即便是非体罚的惩戒措施,也不敢使出。最后,教师失去了惩戒权,但还可以“明哲保身”,只是对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,这种被动常常让其感到无力与悲哀。而那些单靠鼓励与温和教育不起作用的学生,可能沦为最大的受害者,不光无法完成学业,更有可能走上歧途。一些学生暴力伤害教师的案例,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与教师丧失惩戒权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