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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道称,该报对60位商业、金融和学术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在5月4日到8日进行的,并非每个经济学家都回答了每一个问题。卢蓉说,案卷中有一份送达回证显示,她是在2001年9月24日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当天签收了这份调解书,“但实际上,这份调解书是我前夫给我的。当年他把法院书记员带到家里后没几天,曾提起过拿到了调解书,当时的说法仍是‘假离婚’,我也没往心上去。直到2002年1月,他赶我走的时候,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份调解书,是他拿给我的。”平心而论,18岁的哥哥带着15岁的弟弟在外打工,一个星期前刚找到这份快递工作,工资都还没有,要支出这么一笔钱,的确有困难。
这种“道德绑架”偏离了正常认识、解决问题的轨道,本质上是在用价值判断来裹挟事实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