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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姚勤树跟十几个有相同遭遇的人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。他们先后找到宁波明楼派出所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但都不了了之。姚勤树最后不得不请律师打官司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在当地法院的调节下，他要回了32000元。“很少有判的，多数都是调节掉的，调节之后多少拿一点。算了，不想再折腾了，很多人折腾很久了，有被骗30万的，一分钱都没拿回来。”姚勤树回忆道。苏爱民表示，“邦瑞特育发露”是其公司自己研发的产品，“邦瑞特”名称源自公司成立之初，一家商标公司帮忙起的公司名称，不存在“牧民邦瑞特”这个人;其公司有“邦瑞特育发露”这个产品，没有“飘宣秃大夫发根活力素”这个品牌。

当时公布的巡视反馈中还提到：巡视组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，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、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处理。1975年08月至1979年04月,任随县高城公社中学教师、广播站办事员、企管站会计、办公室办事员。但随着禁止体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，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，一些正常、适度的教育惩戒受到了波及，一些家长将教师正常的惩戒行为解读为体罚，采取不科学、不理性的方式过度“维权”，导致教师投鼠忌器，即便是非体罚的惩戒措施，也不敢使出。最后，教师失去了惩戒权，但还可以“明哲保身”，只是对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，这种被动常常让其感到无力与悲哀。而那些单靠鼓励与温和教育不起作用的学生，可能沦为最大的受害者，不光无法完成学业，更有可能走上歧途。一些学生暴力伤害教师的案例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与教师丧失惩戒权有关。